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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,我在香港看股市暴跌,看波澜不惊的维多利亚港

2022-08-27 20:46:42 9519

摘要: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| 陈宁远年底陪家人去南方旅游。在海南的海边,看到我上海的邻居任大刚先生转发了多篇《改革开放私人史》的文章。文章都很好,正确的废话和玲珑的妙语齐飞,美好地消磨了我2018年底的时光。不过在越南芒街和广西东兴交界的海边,我...

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| 陈宁远

年底陪家人去南方旅游。在海南的海边,看到我上海的邻居任大刚先生转发了多篇《改革开放私人史》的文章。文章都很好,正确的废话和玲珑的妙语齐飞,美好地消磨了我2018年底的时光。

不过在越南芒街和广西东兴交界的海边,我被一个95后“吴论”的小姑娘惊到了,她的文章叫《网瘾少女的残酷青春物语:我们也就这样长大了》,我在微信上和大刚说:“不仅能陈述衷肠,还有数据图表,这个年纪的孩子难以兼得。”

受此文启发,我也想唠叨一下我的1978~2018这40年。这真是整数40年,而不是小姑娘实际20年的40年。

我的故事因为年纪的原因,多过她不少,但我没有把握,留在记忆里的,哪些算是细节清晰自然浮出,且逻辑严格证据确凿。我只能姑妄言之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,是否可以堂而皇之上升到私人史,我却不知道,因为这是很学术的问题。我只管演义一番,向小朋友学习勇敢:“吴论”——无论如何,这份勇气我似曾相识,也可以说就在远处、别处,并未消失。说来就来,但却无用,如东坡笔下豪气的“千骑卷平岗”。

1.1978,我上初一

1978,是这个40年伟大而特殊的纪元。这一年,邓小平发表《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,团结一致向前看》。和此开创未来的宏大叙事相比,我只有很私人的,对我个人也许很重要的生活细节,像水里的泡泡,咕咕嘟嘟地冒出来,又噗噗噗破了。

1978,我初一。这一年父亲转业,这是总设计师邓小平1985年百万大裁军的前奏。我的记忆里,父亲已经是第二批转业的了,那一年好像有三批。

40年前,已经有“世界大战是打不起来的”这样一个宏观判断,尤其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很长时间不会打的判断。这和文革期间判断“早打,大打,打核大战”是完全不同的战略思路。

因此,像我父亲所在的,为抗美援朝立下赫赫战功的二十军(著名长津湖战役的主力,牺牲也最大)也要裁军。到如今,40年后的军改,早已没有二十军这个番号了。

我从小在这支部队的家属院长大,从浙江的金华、杭州,换防到河南的开封、信阳。

▲《芳华》剧照(图/网络)

随着年纪的增长,我知道这支部队前身是新四军第一纵队,它是在黄山岩寺宣誓成立的部队之一,粟裕是第一任司令,后来成为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(第一纵队)。叫二十军的时候,也号称天下第一军。第一任军长叶飞,是我国第一任空降兵司令。

这支部队不仅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有自己英雄悲壮的历史,还完成了中国唯一一次陆海空立体作战——一江山岛战役。

自此之后,中国军队再没有打过一次陆海空的立体作战。

虽然它的历史地位如此重要,却和我1978年后的40年没有什么物理关系了(基因关系是否有?我不能自说自话),12岁离开它的家属院,我才知道很多和我息息相关的事项,不仅和打不打仗无关,也和父亲的军人情结无关了。

比如,1978年我才知道有个农村的故乡,那是我生命的来源,是我的根。若不是父亲转业,我可能只知道我的家在军营里,现在有个经典的说法叫部队大院。

我随父亲转业回到故乡,那是安徽安庆下面一个叫怀宁的小县城。

父亲这位出身炮兵的军人,去了县委党校当老师——党校这种单位或机构,在中国至少超过3000家,不仅县城有(中国有大致3000个县城),地区、市里、省里,各大央企机构都有党校。

宏观地、历史地、标志性地说,怀宁这个党校有可能唯一不同的地方是,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的故乡,也在这个叫怀宁的小县城里。

但初一那年,12岁的我实在看不出,这个长江支流皖河边上的党校,和陈独秀有什么关系。

而且据我当时的英文老师说(他是上海的下放知青,后来退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),党校以前是个教堂。但从12岁到18岁高中毕业去外地上大学,实在没有看出这个党校和教堂有什么关系,是想象?是相像?还是历史?

直到2018,我都感觉风马牛不相及。

1978年,我对这些都不知道,甚至不关心。我只知道,我上初一了,可以高考,而不用上山下乡了(1978年前,还在部队家属院时,长辈在一起扯闲篇,就会说到孩子们高中毕业,若不能当兵,就要下放,罐头饼干咸菜要准备一些的)。

我知道,我要每天从党校出发去中学读书。我知道,我们这个县城读书人多,出过科学家,比如当时还处于保密状态的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;我不知道,还有个高中生,勉强也算读书人的海子,在10年后以诗人的身份自杀,他的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就此闻名全国。

有此星光灿烂,我始终地方主义(不算民族主义)地认为,虽然我们隔壁邻居桐城在中国的名头更响亮,可我们怀宁的人杰地灵却也不逊色于它。

▲上海老住宅区(图/图虫创意)

吊诡的是,20年后,我的1998,我成为新上海人。由我祖籍也是怀宁的太太做主,买了套房子,竟然在上海市委党校对面。我在这里又生活了20年。

前后40年,那时怀宁的党校在皖河边,现在上海的党校旁边有漕河泾。岁月轮回离不开党校和河流,记忆深刻的事情很多,在这里我有了孩子,带着孩子去党校看电影。分不清这是他的童年,还是我的少年。

还有一个轮回40年的细节,我记得。

1978年全民开始涨工资,但父亲的工资却从那时起就不涨了(此前他的工资一直比母亲高一倍)。可是到2018年,父亲却因为转业退伍军人的身份,重新提高了工资。我也注意到现在车站机场重新挂上军人优先的牌子,那是我小时候跟随父亲外出常有的待遇,一点都不稀奇。

来来回回的情景,就这么非常古怪地在生活之中轮回。像八十年代流行的最好的小说之一《百年孤独》开头那样时空错置——“多年之后,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,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

这是八十年代最激动人心的叙述,风靡一时。在此刻想起我的1978,我深深感受到马尔克斯的伟大。人生的未来其实都是在过去开端,也都在过去就结束了。

这令我写到此处,须痛饮几杯才能把这些小事、大事、大小事情拿得起、放得下,亦或拿不动、放不下。因为这滚滚时光里的所有细节,即便夜深人静的时候,你都不知道你在其中是真?是假?你真就这样了?还真的就不这样!

2.1988年,我大学毕业

不管现在真假变幻,说时迟那时快。1978似乎有时还在2018的眼前,但十年飞逝再度逢8的年份,那是1988,我大学毕业了,分到一家央企做工程师,是土木工程师。

上大学的时候,我填了很多专业,就是没有想到读工程类专业。我当时学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,现在叫土木工程,再细化一点,叫结构工程之类。

可惜我虽然有个工程师红利开头,却没有享受到中国工程师在全球历史巅峰地位带来的荣耀。

因为大学毕业后的我,一直想去南方。

▲三亚凤凰岛(图/图虫创意)

这种想去南方的暗示,也许源自那时痴迷西方现代派诗歌,那时艾略特《荒原》是我的最爱之一,他的诗句“大半个晚上我看书,冬天我去南方”让我神魂颠倒。

也许就不是暗示,因为那时的南方不仅天蓝蓝,水蓝蓝,让人向往,还有一个比之工程师的劳碌更激情的红利,宏观地叫改革红利,是制度红利,表现为特区形式。

特区开始了,随后的40年,中国有更多大大小小的特区,叫高新区、工业园等等,这是后话此处不表。

我激情地说我下海了,去了刚刚建省的海南,中国最大的特区,现在还是。但下海之前,我不仅不知道市场汹涌,也不知道改革红利是摸着石头过河,但一不留神不是石头没了,就是滑手了,人就跌入激流之中。

3.1998,我在香港

在这样的汹涌和激流之中,人迅速长大,有时也迅速膨胀为泡沫,以至于多少财富神话灰飞烟灭。

先富起来的人和没富的人,终于共同见证了市场汹涌的1998年,这比之中国所谓的富豪排行榜更像是杀猪榜——记住,不是现在所说的割韭菜,而是先杀猪,韭菜就自己凋零了。那些入不得历史法眼的,统统称呼为失业。

那一年,历史永远命名为亚洲经济危机。那一年,曾经是我们追赶偶像的发达的日本和四小龙都忽然星光黯淡,儒家资本主义欣欣向荣的日子戛然而止。20年过去,几乎无人再隆重提及这个与孔子有关的经济光辉。

从那时起,中国人都意识到市场汹涌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系统性市场风险,这是回避不掉的风险,只要你走市场道路,系统性风险就随时在道路的前方等着,是人类割不掉的扁桃体(熊彼特语)。

那一年,我在香港深刻体会到了索罗斯及其背后热钱的灼人。但这还只是水面之上的,是表象,是操作层面的,是市场的自然震荡。

1998,我个人最为震惊的,是知道了索罗斯的背后,金钱之外,还有个叫卡尔·波普的哲学家。

▲“走向未来”丛书(图/网络)

我虽然没有读过很多书,但在上大学时候,也就是1988年逢8之前,我还是个羞涩的文艺青年。自以为很爱思考,读朦胧诗,学着写。也看“走向未来”丛书(第一版,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架上)。

1988年之前,我就从上海译文出版社“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”里了解到卡尔·波普,他是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,是混迹在维也纳小组里的人,是写《科学发现的逻辑》和《猜测与反驳》证伪世界的人,是论证世界三的人物(这个世界三,不是毛泽东关于第三世界的划分),他怎么一转身又和资本家混到一起,而且居然还有一部极具马克思文风的正义之作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?

而这居然能先让相信证伪能力、世界三的索罗斯赚钱!后又让赚了钱的索罗斯,按照这个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到处捐钱!

▲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,卡尔·波普 著,陆衡等 译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(图/网络)

我有点胆怯,不敢面对;还有点糊涂,不知所以。

那时的香港,禁烟不这么厉害,不会让烟民觉得是自己是边缘人。我那时和兄弟们在交易室里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,看暴跌的股市,也看波澜不惊的维多利亚港。

忽然觉得,那是在长久长久的烟雾弥漫之中,和好多哥们一起觉得——正式地表述,可能中国大部分人都形成了一些共识,比如选择市场经济,就天然带着扁桃体,它要天然地周期性地要发炎,高烧不退时,也会吓死宝宝。但这比靠意识形态选择的计划经济,更符合人类发展。

中国从那时起,选择了自带扁桃体的体制,准备加入WTO。这种努力和中国在当时的担当有关,也和中国的追求有关——全世界,尤其是东南亚的人们,看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国。罗大佑的歌《皇后大道》中“若做大国公民,只须身有钱”虽然是调侃,却是香港回归后,亚洲经济危机之中的中国,最为务实和理性的选择。

▲日内瓦,世界贸易组织(WTO)(图/图虫创意)

4.2008,我叫陈宁远

那是国家的战略和行为,就我个人的日常生活来说,1998儿子一岁了。抱着他的感觉,便觉得古人诚不我欺,有子万事足。万事足,也意味着万事琐碎而麻烦,如佛所说的大圆若缺,大缺若圆的道理。

儿子百般可爱地来临,我却从心里,从实际生活,把他的童年和少年与我的少年一起,过成了教学相长的日子,硬生生地把马卡连柯优雅的《教育诗》,改为相互斗智斗勇的“打仗诗”。

从早上起床开打,到放学写作业接着打,打到学校和补习班,打到吃饭睡觉,打到星期六星期天以及所有的假日。总之,不是我打,就是老婆打。打打谈谈,停停打打,这么一晃,在和儿子共同成长的过程中,又10年。

这10年,陪孩子在上海长大,先是去感受幼儿园的麻烦。

只有一个儿子,不仅不能输在起跑线上,而且儿子作为唯一,超出视线,我和老婆就充满不安。如今可以生二胎的父母亲,岂知唯一BABY的焦虑?

我带孩子面试第一个托儿所时,感觉那里的阿姨个个都像《还珠格格》里的容嬷嬷,而我家的孩子,比那个来路不清的格格金贵多了,岂能一朝不慎?于是有很多牢骚要吐槽。

但智商有限,不如现在父母,可以幽默地说提前把别人的儿媳妇领走。那时没这么开放,没这么放松,我只能和媳妇带着儿子前行,看着他长大,从雪白粉嫩、奶香扑鼻的宝贝,变成山羊胡须、汗酸满身的,发育后高我一个头的小伙。

▲做父母可一点也不轻松(图/图虫创意)

又是忽然,在家庭的打仗诗里,到了2008。

这时不仅有了儿子10岁开始的记忆,一如我回到故乡的记忆,但我不知道他的记忆方式,将来是否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奥雷连诺上校那样。

我很难走进他的世界。他也终于把自己从安徽土著的后代,改变为真正的上海人,而不是新上海人。据他2018年大一的总结,他这种籍贯的改变,当时也是很纠结的,因为他既不会说家乡话,也不会上海话。随着这种哲学和社会学的总结,他还历史批判地想到他的过去,我对他的斗争和批斗,包括不屑一顾的眼神,高他一头的不耐烦,以及皮带落下的滋味。

但那时40岁的我,显然不能理会一个10岁小屁孩的心理纠结,那时的我,很自觉地像福克纳所说的那样,40岁的男人是世界上最坏,最有力量的人,面对世界充满参与感。何况2008,全世界的天空,都飞舞着1998的味道,对我来说似曾相识;但这却不是亚洲经济危机时,来自泰国曼谷的味道;而是美国的次贷危机,是华尔街的惊慌失措。

我这一年,在如今自媒体,当时主流媒体的几个冰川思想库创始人的鼓励下,开始写财经时评了。那是要粪土全球万户侯的气概,而不是无法面对卡尔·波普多面的胆怯。

第一篇财经时评,是《新民晚报》的李天扬兄(我媳妇的大学同学)先和我聊写点东西,我写的是《别了贝塔斯曼》,后来似乎被天扬兄改了标题。但文章不重要,内容很重要。说的是一个傲慢的德国书店,忽然发现它在欧洲赚钱的模式,在中国不灵了。

原因很简单,中国太大,如果一个贝塔斯曼的书友在拉萨,贝塔斯曼你的一本10块钱书的物流成本怎么覆盖到雪域高原?不止是远,就是近点在黄山祁门山里戴震的后代要读书,买一本三块钱的书,贝塔斯曼也做不到。

那位叫艾科的德国人,极具德国人严谨,又极具白种人傲慢的贝塔斯曼亚洲的CEO,不得不放弃了在中国做书的生意,据后来有朋友说,他和妻子开了个中医服务的连锁店,生意比贝塔斯曼书友会好多了,这是后话。

就此我开始大规模地把写作当成日常工作。机缘巧合认识了当时在杭州日报的魏英杰兄,把我推荐给当时任《上海商报》评论版主编的陈季冰兄,写了一系列关于次贷的文章。随后又认识了现在的邻居任大刚,写了N多古怪的东西,如这篇我的40年。

就这样写了半年之后,正式有了个笔名:陈宁远。

▲报刊亭如今已经几乎看不见了(图/图虫创意)

那是纸媒最辉煌的尾声,是媒体声音响亮而华丽的精英年代。那是我一生思想逐渐定型的年纪,虽然没有做到像圣人那样四十不惑,但也小有成就。就薄名而言,陈宁远在诸多有影响力的媒体有过专栏,认识了至今还在做各种媒体的好多好朋友。

在“陈宁远”这个名字下,还获得了一个至今敝帚自珍的称呼,这些编辑朋友叫我陈老师,一叫叫到现在。2018又是10年。大家都还是朋友,虽然工作不同,相聚甚少,但每每看到他们的消息,文章,都是高度关注的,都是始终不愿意落下的回忆。

这还是私人的语境,小小的表达,却不知道自2008次贷危机结束,中国大规模、全方位地走向世界。中国已经不是2008年4万亿的经济得失可以概括的了。

我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,中国以经济体量世界第二为基础,成为WTO的赢家,各种高铁、机场、大桥、港口、地铁,世界最多的摩天大楼,成为标志性景观。

它还以互联网时代的赢家之一出现,那些中国互联网巨头不仅吃遍国内市场,而且还向着通吃世界大进军。

▲望京CBD(图/图虫创意)

5.2018,孩子上大一

2018,儿子历经中美两国十几年各种考试的折磨,终于上大学了。我对儿子说,你好!大学生!然后开始对我们共同生活的对话,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,这是我的总结。

虽然我那时的皮带教育简单粗暴,但这似乎没有改变父子之间天然的关系,这种关系相互信任难以动摇从而发生默契,有时候我都晕了。

比如我们父子最开心的游戏,叫老腰扭断了,这是一个体操游戏,是我们俩的单独活动;犹如我们一家三口最放松的活动叫大和结,就是一家人大被同眠,让射进窗口的阳光照耀。

这些欢乐,总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,穿透我简单粗暴的教育,让我们的未来充满过去的幸福。

古话说多年父子成兄弟,这在外国似乎也如此。《战争与和平》里安德烈离家赴战场,他尊敬地称父亲为父亲,但他的父亲却叫他兄弟。我希望和儿子的将来就是这样,是一对成年男人的相互的尊敬。

2018,我一如既往有点忙乱,飞来飞去,从一个机场到另外一个机场,但这主要是事务性的,这个年纪的人,只要在工作,不可能不琐事多多。但也很宽松,不用太焦虑。尤其对比10年前的2008。因为2008,即使不论大事的折磨,仅家里有子万事足的幸福,也是教育诗改打仗诗的干活。

但现在孩子上大学了,独立地生活在万里之外的美国;老人们身体健康地在家乡——他们不需要我像他们那样,支付给他们的老人养老钱。虽然我和太太的确可以用空巢老人来定义,但以目前的身心,还不必操自己养老的心。而比之年轻十岁以后的兄弟姐妹们,不用打仗诗,不用担心幼儿园里的容嬷嬷,不用担心房贷。

可能到2028年,我进入人生的黄金期。当然可能需要一个前提,就是没有更大事业心,少一点人生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的情怀,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,小日子也一样质量高。

因此我也非分地给自己下了个终身的目标,这个目标我若是能够完成,我就知足了。

这个目标与角度,与“吴论”站在同一代人的角度寻找位置和评价不同。我已经没有想法站在一代人的角度,去评判历史和个人的得失。历史是谁写的不重要,但肯定不是我写的,即使是我自己的私人史也未必是我自己写的,这包括过去的四十年。就此而言,我逐渐远去,已经消失;而“吴论”们的人生,包括我儿子则刚刚开始,未来属于他们。

说一下我对自己的要求吧!

我就是想主持完我家四个老人(父母、岳父母)的追悼会,主持完我孩子的婚礼。若还有奢念,就主持一下孙子的满月酒。

其余人生事项和家国天下,看老天的吧!但上述三件事项,我跪求老天安排!

此文感谢95后“吴论”的启示,感谢同为95后儿子的建议,他建议增加的,主要是教育诗改打仗诗的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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